民俗风情

生产习俗

男女分工

　　境内自古以农为主，男女有明确分工。男耕作，女纺织；男养牲畜，女饲家禽；男跑外，女治内；男供柴供米，女做饭缝衣。男孩10岁以后学习劳动，至成年期必须学会锄地、收割、担水、拾柴、耠地、耙地等一般农活。女孩八九岁学习纺线、做线穗，稍大后即学缝衣、织布。不出嫁的女子不能下地干活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出嫁前必须学会纺织、做饭和一切针线活。女子出嫁后，婆婆给5～15公斤不等的籽棉就叫“分活”(只分穿)。之后，丈夫、孩子的铺盖穿戴，就得一包到底。有时男女也相互配合。农忙季节，男子耕作于野，妇女送饭到田；秋收时节，男子收割拉运，妇女翻翻晒晒；打场时，全力以赴，男女齐忙；一进腊月，妇女忙制新衣，推磨捣碾之事，男子尽力协助。

　　解放后，男女平等。女孩同样上学读书，下地干活。妇女和男子一样，都是生产主力。除做饭缝衣由妇女负责，挑沟挖河由男子负担外，其他活路均无明显分工。

耕作习俗

　　种地喜喂牛(力大驯良)，置地喜近(少误工)，买场喜远(鸡少)。通常都不喜欢顺道地。田间劳动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一天分三大段，五大闷儿。早晨一闷儿，上、下午各两闷儿。秋收季节，起早贪晚，月下加班，天往往刚发亮下地，半夜方归。刚到地头先抽烟，叫“地头烟”。到闷儿休息叫“抽袋烟”，干完活回家之前，又是一袋“地头烟”。从立夏到立秋，除麦收外，有2～3小时的午休，叫“歇晌”。在地里吃饭时，先用勺子舀些许饭汤浇在地上，口念“浇奠浇奠，一亩地打一石”。据说是纪念古代传说中发明农业的神农氏。

　　在整个生产过程中，常伴有迷信色彩的习俗。如播种和秋收打场时，不许估产，不准乱说，言行必图吉祥。播种时，牲口拉着空耧在地头划个粮囤样的圆圈，祝愿丰收，借试深浅。因为棉花经常歉收，即把正月二十八做为观察棉花丰歉的日子。该日无风无雨，天气晴朗，是棉花丰收的象征，反之，即为不收之兆。谚云：“收花不收花，单看正月二十八”。

　　合作化以后，生产路加宽，“顺道地”出进方便，再也无人讨厌。随着农业科学的普及，迷信意识逐渐消退，实事求是、讲究科学之风大兴。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搞联产承包责任制，乡镇企业迅速发展，商业、手工业及各种副业日益增多，弃农从工、从商的专业户不断出现，生产习俗正发生着根本变化。

生活习俗

家庭

　　民国以前，家长实行封建统治，子从父，弟恭兄，夫唱妇随，谁也不能与家长反目。否则，即为“犯上”、“忤逆”，父兄不容，邻里非议。因此，父母在世不准分家，几代人聚居，共营生计。三代同居者，全家人口当在10～20之间，如四世同堂，即受乡里赞誉，五世同堂则轰动乡里。

　　民国时期，军阀混战，土匪四起，游杂兵勇敲诈勒索，侵华日军烧杀抢掠，大家庭生计难以维持。因而兄弟分居，各自谋生。三代同居者日少一日，四世、五世同堂者几乎没有。

　　农业合作化后，人人凭工计酬，家长失去财权，国家和集体的某些财物分配，有时以户为单位，基于此，青年结婚后，即建立小家庭，由一户分为两户、三户……。家庭规模缩小，每户多在2～6口之间。

　　旧社会无亲生儿的老人，多从近门的侄辈过嗣，有的认义子为后。建国后，男女平等，女子也能赡养父母，各乡镇又办起“敬老院”，不管有无子女，都能老得其所。70年代以来，重男轻女的思想有所抬头。有的不得子不罢休，以致违法超生；有的置法律于不顾，到外地重金买孩子；有的夫妻离婚，子女无人收养。凡此种种，大都酿成家庭悲剧。

　　随着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，青年在工作单位建家者为数不少，因而老人和子女宾客相待，互敬互爱。“父父子子”的封建伦理逐步被老少平等和睦的新风取代。

服饰

　　境内居民秉性朴实，崇节俭，“奇装异服”向受抵制。民国以来，男子多穿黑，老头多穿青，老妪喜青和浅蓝，青年妇女穿花。男子夏穿浅色短衫，头戴苇笠，下地劳动，短衫披肩，既遮日又透凉；春秋穿深色短夹衣，头戴帽垫，古朴大方；秋末初冬，多在夹裤外面套穿棉叉裤(两只棉裤腿吊在腰带上)，在夹袄外面套穿棉弯褂(无袖领)；冬穿纽扣系于右侧的大襟长袍，头戴毡帽(也叫“帽头”)或耳帽子，腰束布袋，劳动时将前襟斜掖腰带间，方便利落，动作自如。未婚女子衣着鲜艳，款式古朴，头梳过腰长辫，戴小型耳坠，不粉不脂，葆农家之秀容。成年妇女盘长发于脑后，西部(黄升以西)束“盘头”，中、东部束“纂”(俗称“疙瘩纠”)，中部“纂”短，崐富国以东“纂”长。老年妇女衣着宽松肥大，束宽腿带。女帽有箩圈式、圆盔式。鞋袜多自制，男穿布底圆口和长双脸纳帮鞋，青年妇女喜绣花鞋。

　　女子自古有缠足之陋习。民国时期提倡放足，并设“查脚员”赴农村检查，违者罚款，但收效甚微。

　　建国后，缠足之恶习彻底根除，长袍很快消失，“帽垫”被“包头”(用毛巾包在头上)取代，“耳帽子”不见，“帽头”只有老年戴用。农业合作化后，女子穿花的大为减少，除李家、冯家一带外，绣花鞋和过腰长辫基本消失。60年代后，青年妇女多留齐耳短发，男子多戴遮沿帽。有些男子留平头，不戴帽。70年代末，“牛仔裤”、“喇叭裤”、“健美裤”、“羽绒服”、“皮卡克”、“毛呢短大衣”等传入境内，青年男女争相购买，追求时尚，青年女子烫发者越来越多，青年男子蓄长发、留青年胡的也不鲜见。

饮食

　　旧时，素以高粱(或玉米)与大豆的混合面蒸饼子、窝头为主食，歉收年月常以谷子代替高粱、玉米。每餐伴有高粱(或玉米)面粥或菜汤，很少有小米饭。农忙三餐，闲时两餐。富者粗粮细作，穷人掺糠加菜蒸成“谷楂”(弄成圆团一掰为二)、“芑馏”(圆球形)，间以粗粮面包菜面子(西部叫“团子”)作调剂。蔬菜以自种自食为主。夏秋间，豆角、南瓜为主，黄瓜、茄子为辅。寒冬季节，白菜、萝卜、豆腐即为佳肴。当地居民喜吃咸、辣，盐渍萝卜和虾酱是常备菜，秋冬喜吃大葱，夏季喜吃大蒜。

　　总览全年饮食，腊月、正月好于平时，农忙好于农闲，麦收多吃面食。招待客人来不及买馒头就包水饺、烙饼、擀面条，只备烟、茶，很少有酒。婚嫁筵席却大讲排场，每席菜肴最少有三大件、六碗、四碟。会亲家、请媒人更为丰盛，宾至，先布好“压桌碟”，有糕点、香茶，供寒喧品茗，然后，上酒上菜，讲求三道饭，饮酒攀谈三四小时之久。

　　建国后，人民生活提高，掺糠加菜者大为减少，逢年过节饮食愈加丰盛。招待客人必有酒、烟、茶和炒菜，面食自不必说。除1960年前后外，“谷楂”、“芑馏”基本不见。80年代以来，普遍以面粉为主食，小米、绿豆、大米为调剂。蔬菜更为繁盛，新增芹菜、土豆、西红柿、蒜苔、蘑菇……不一而足，韭菜、黄瓜较前大为增多，四季皆有。吃饭不但有荤菜，且大多喜吃瘦肉。

嗜好

　　吸烟 清朝时期，吸烟在男子中逐渐普及。农民自种旱烟(小烟叶、大烟叶)，用烟袋吸食。绅士、富家多吸水烟。民国时期，卷烟、板烟、烟丝进入境内，吸食者多富家子弟。解放后，卷烟、旱烟并行，吸食者波及妇女。1958年后，卷烟短缺，烟袋携带不便，以纸卷碎烟叶成为时髦。60年代中期，吸卷烟者与日俱增，旱烟袋相对减少。80年代，旱烟袋绝迹，戒烟者渐多，但多是教师、干部、医生，农村吸烟者仍未见少。

　　鸦片战争以后，间有吸食鸦片者(俗称大烟、花饼)，“七七”事变后，又有吸食海洛因(俗称“白面”)者，群众对此深恶痛绝，骂他们“不务正业”，是“败家子”、“坏人”。解放后吸毒者绝迹。

　　喝酒  喝酒历史悠久。建国前，只有富家老人饮少量白酒，逢年过节有喜事方大家共饮。经常酗酒者多为群众所不齿。建国后，饮酒者逐渐增多。50年代，多数喝散白酒，以瓶装露酒为优。60年代后，露酒威信降低，以瓶装白酒为贵。70年代后，散白酒为次，瓶装白酒为上，葡萄酒、枣酒、啤酒，样样俱全，夏秋间喝啤酒之风大兴。

　　60年代始，喝酒日趋普及，嗜酒成癖者渐增。自西向东，步步加剧。利国一带男女都喝，黄升以西妇女喝酒者仍属罕见。70年代后，喝酒风有发展趋势，中青年凑在一起，往往喝酒助兴，托人办事更是酒不可少。

　　饮茶 居民饮茶多喜淡厌浓。清朝时期，饮茶者多系上层人士，民国时期，饮茶者增多，解放后逐渐普及。境内居民大多喜喝黄大生茶(俗名“生坯”)，惟富国一带喜喝小叶和茶末(总称“熟茶”)。近年来，经济较前富裕，大多喜喝茉莉花茶，黄大生茶罕见。

房舍

　　居民房舍多独立成院，以“四合齐”为最佳格局。建筑全系土木结构，讲求粗梁大檩，砖基厚实，砌墙高大。木板门，花棂窗，力求坚固，平房顶，厚厚泥，以防雨浸。

　　上梁时，重者在左，轻者在右，粗头在前，细头在后。烟囱必须在房顶前面。沾城一带房檐越厚越好，有的厚达半米以上。流钟以东，砖基越高越好，有的砖基到窗台。齐��以东，有的没有砖基，叫“就地垒”，有的没有大门，不成院落。

　　齐0��以西地区，居室住里间，会客在外间。外间盘火灶，与内室的土炕相通。以崐树枝或高粱秸做碗架(名曰“碗床”)钉于墙上，靠北墙放一桌两凳，靠“屋山”放柜、橱等物。富裕人家，正房有迎门几、八仙桌、大圈椅、菜橱、茶几等，并专设会客崐室，土名叫“闲院”。下河、利国一带，多无里间，几间屋通连，一头住人，一头会客放东西。

　　70年代始，宅基由集体统一规划，新盖住房概为南向，平顶房改为起脊瓦房，烟囱多在房顶中间或后面。80年代，从砖基、土墙、瓦顶向石基、砖墙、瓦顶发展，一律采用玻璃门窗。室内陈设一般有三抽桌、靠背椅、衣橱、菜橱、茶几、挂钟，沙发崐、电扇、电视机正趋向普及。全县不分地区，东西部的差别消失。

行路

　　昔日行路多步行，小商贩也多靠肩挑背负赶路。遇婚丧大事，老人、妇女坐马车，车厢上面以苇帘、竹条、布包搭蓬者，即谓“讲究”。青年妇女住娘家回婆家多骑毛驴，盘膝于驴背，提辔而行，上崖下坡，俯仰自如，夫随于后只做应急照料。富人家有马拉轿车，夏挂纱帷，冬罩棉帷，既舒服又排场。上层人士多骑“走驴”，驴头稍加装饰，系一响铃，驴蹄声与铃声交融，清脆悦耳，骑驴人悠然自得，神气异常。30年代，有沾城通往济南和沾城通义和庄的两路汽车，自行车也开始出现。50年代始，手推独轮车盛行，老人、妇女、儿童坐在上面，由青壮年架推赶路。70年代后期，自行车普及，驮物带人，轻便利落。80年代，驴拉小型胶轮车(又称“地排子车”)普及，用此带人载货，远非小推车可比。同时，轻骑、三轮摩托遽增，行路更为方便，更加公共汽车四通八达，长途跋涉之苦彻底解除。

　　建国前，境内道路狭窄，行人多走羊肠小路。两人相逢让路时，往往是青年给老人让路，男子给女子让路，空行人给负重者让路；车辆相遇，空车给重车让路，否则，即被斥为不礼貌。民国时期虽规定走路要靠左边，乡村却没有执行。建国后规定行人要靠右边走，家喻户晓，人人遵从。只有在狭窄路上两辆马车相遇，让路时仍按老规矩靠左。

节日习俗

春节    是民间最隆重的节日。一进腊月，家家推磨捣碾，称鱼买肉，置办供品，购买年货；村村组织文娱队伍，学习排练；店铺结算清理欠帐，民间所有财物借贷各作归还；富人逼债，穷人躲债，直到大年三十。待到正月初一，逼债者停，逃债者归，故春节又称“年关”。

　　腊月三十，家家早起，清扫庭院，贮水满缸，摆好香案，悬挂“家堂”，安置木主。在太阳未出之前，家长持燃香到坟上或通向坟莹的路口作揖跪拜，叩祈祖宗神灵回家过年(俗称“请爷爷娘娘”)。然后捧香回家。往返路上，不回头，不说话，恭谨肃穆。抵家后，将香火插入香案，奉上供品，在门前点放鞭炮后，合家烧纸叩拜。早饭后，家家门上贴好春联，准备好一切过年事宜。

　　请爷爷娘娘的时间，各地有所不同，北部地区有的是腊月二十九日下午，西部地区则有的待除夕下午。

　　晚饭后，室内室外，灯火通明。各在自己的大门口放置芝麻秸或蓖麻秸(有的放玉米秸或谷秸)三束，做成支架，在大放爆竹的同时，点燃支架，火光熊熊。在场老少齐呼：“明儿来，明儿来……”，谓之“叫明”。待草秸将烧尽时，即用草束往家引火，边走边喊：“大葫芦头，小葫芦头，银子钱往家流”、“大葫芦棒，小葫芦棒，银子钱往家扛”、“黑小子，白小子，都上俺家来穿袄子”。将火引至灶门后，在大门上放一横棍在地，名曰“拦明棍”。此活动的由来说法有二：一说人民苦于清王朝的统治，盼望恢复大明江山；一说期望新的一年光明来临。但民间的实际活动，却是表露人们急于摆脱贫困希望人财两旺的心情。“叫明”实是“叫命”。

　　除夕夜里，戒律很多。不能随地吐痰泼水，不准打骂诅咒，不许狂言诈语。全家谦和温顺，明灯守岁，及时进香。俗称“坐年”。

　　是夜，富家烟酒糖茶，围炉谈家常，极尽天伦之乐；穷人家儿少爆竹女无花，寒夜绵绵，灯火惨淡，百愁交集，索性早眠。但总在黎明前“发纸马”：女家长烧火煮饺子，男家长率领小儿孙在屋门外点放长串爆竹。接着在天地神龛前烧纸进香，叩拜“家堂”，晚辈给长辈拜年，长辈给孩子分“压岁钱”。至此，一切禁讳放松，共进年饭饺子。“发纸马”有“起得越早越吉利、吃得越多越健康”的说法。有的不到半夜就“发纸马”，叫“抢年过”。有的本来食欲不振，为图吉利也要强吃一碗。泊头、黄升一带，有吃完饺子后牵着骡马向喜神方向(喜神在何方，历书有规定)走的习俗，大车也要朝向喜神方位，名曰“迎喜神”。此日(正月初一)，大小便一定要避开喜神方位。

　　过年饺子吃罢，男女各着新衣，以宗亲近远为序，先近再远后庄乡，给长辈拜年。乡亲街巷相遇，惯以“好啊”、“起得早”、“吃得多”、“发财”为祝贺语。

　　除夕晚上，亲门近支凑在一起谈心，平时少有不睦者，多趁此相聚，各得宽慰，不言自了。只要初一早晨能登门拜年，往日的嫌隙，内心的抵牾，都能烟消云散；如即日不登门，平时无隔阂者也会引起猜嫌。

　　初二早晨(西部地区有的于初一下午)，各家又焚香烧纸，将祖宗神灵送回坟墓。此时，同宗聚会，由长辈带领，到祖坟上烧纸叩拜，并大放爆竹，以示后人兴旺。自即日起，晚辈携礼物到亲戚家拜年，先后顺序一般是外祖、姑姨、岳父、其他。至初七八逐渐结束。

　　建国后，敬神之俗逐年淡忘，祭祖的形式依然存留，一切禁忌陋习多被青年人突破。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期间，“破四旧(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)”，禁止烧纸烧香，上坟祭祖，相互拜年。“红卫兵”各街头设岗，没收走亲拜年的礼物。连续几年，农村的春节死气沉沉，贴春联者也寥寥无几。“文革”过后，旧俗复苏，但拜年的形式有所不同，除亲门近支仍行叩拜礼外，大多以祝贺问候代替。给亲属拜年的次序亦有改变：除初二照样到外祖家拜年外(有的初一就去外祖家)，初三多到岳父家，其余亲属以次后推。另外，春节前后友好聚饮之风方兴未艾，青、中年尤甚。

元宵节    即上元节。民间叫“正月十五”。主要的活动是灯展和烟花。从正月十四开始，连续三晚。儿童们先提灯照遍自己院子的角角落落(以为可照死毒虫)，然后走上街巷，成簇成群，忽集忽散。县境西部有放“铁窝头”的习惯。用生铁铸一空心窝头，尖上留一小孔，座部的针孔插一导火线，由底部装入花药，密闭压牢，点燃后从尖上的小孔喷放黄蓝色火花，持续良久。有的老年以棉油拌合糠皮，一堆堆放于村头路口点燃，曰“放路灯”。

　　春节期间，各村都有扮玩艺的习惯。秧歌、旱船、高跷、龙灯、耍狮子、斗罗汉……千姿百态。元宵节村与村互与联欢，热闹非常。县城附近村庄，多到城内献艺。清末及民国时期，城内商家于各路口扎起过街灯棚，挂满各式彩灯，献艺队伍至此，则以爆竹拦截，敦请耍出套路，活动至深夜不停。

　　日军侵占时，人心惶惶，灯会停止。解放后，农民情绪高涨，文娱活动异常活跃，不但恢复以前的所有玩艺，还增添“扭秧歌”、“小戏”等新形式新内容。1958年以后，文娱活动转入低潮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一切传统文娱活动，都被视为“牛鬼蛇神”，不准演出。1980年后，不但传统文娱节目有所恢复，灯笼、焰花的式样也更加新颖。县城的彩灯几乎全部电气化，明暗闪烁，璀灿夺目。焰花更是绚丽多姿，有“仙女散花”、“金菊吐艳”、“孔雀开屏”等等，再加各地文娱队的献艺表演，热闹非凡。附近农民多来观光，较远者，有的驾拖拉机进城观赏。

　　至于节日食俗，虽名元宵节，却无吃“元宵”的习惯，大都吃饺子，有的正月十五吃，大多是正月十六早晨吃。

填仓日    农民于新春之始，满怀丰收希望，于正月二十五日清晨，在院子里或大门口用草木灰撒成若干大小不一的圆圈，名为“打囤”。然后分别在圈内放置少许五谷杂粮，象征各种作物都囤尖仓满。此俗于农业合作化后消失。

二月二    又称“龙头节”。有“二月二龙抬头”的俗语。即日后，意味着龙开始活动，雨水即将来临。民间趁“龙抬头”之机，争先剃头，叫“剃龙头”。

　　二月二以后，天气渐暖，与人为害的蝎子即将活动。因此，家家户户于此日炒脆豆或煮面豆吃，起名“蝎豆”。寓意将蝎子炒尽煮绝。无论炒或煮，都以大豆与糖(或盐)、香料配合炮制，风味鲜美，极为青少年喜爱。70年代始，各地都有爆花机，蝎豆遂以爆代炒，内放糖精，不再放糖、盐、香料之类。

清明节    系扫墓节。节前数日，家家给先人墓培土整修，叫“添坟”。一是防止风吹雨浸，坟墓自平；二是显示该坟主后继有人。如有人在“绝户坟”上添几锨土，即被视为义举。是日，沾城、下洼一带，从早到晚，提箪托盘上坟祭祖的人不断于野。男性跪拜焚纸锞，奠茶酒，女性多号啕大哭，祭生父生母者尤恸。流钟、永丰以东大部地区，正节不上坟，多在节日的前一天或前几天，节日后上坟者较少。

　　据说，为纪念春秋时期介之推不图功名隐山被焚，清明节又称“寒食节”，三天不动烟火。节日前一天叫“小寒食”，正节是“大寒食”，后一天叫“末寒食”。其实，民间没有不动烟火的，只是不大蒸大煮，吃大饼卷鸡蛋或鸡蛋咸食者居多。

　　该节日，当地无踏青之俗，荡秋千却蔚然成风。凡有青年妇女的家庭，节前扎起秋千架，届时，姑娘、少妇艳装浓抹，荡腾飘洒，嘻笑戏谑，长辈不予干涉，故姑娘、少妇极盼此节。

　　建国后，城乡各地均有为烈士扫墓的活动，在烈士墓前，缅怀烈士功绩，并敬献花圈以示哀悼。1958年平坟造田以后，“添坟”活动中止，去墓址祭奠的遗风尚存。80年代，筑坟、添坟、上坟活动均有恢复，甚至与昔日无异。至于荡秋千之俗，建国后即逐渐淡漠。

端午节    五月初五，又称端阳节，民间称“五月端午”。据说，为纪念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，家家吃粽子，示意将米撒入汨罗江，吸引水中动物抢食，保护屈原的尸体。粽子多以黍粘米合红枣，外包宽幅苇叶，以马兰捆缚，经蒸煮而成。节日间多有江米粽子上市。

　　另以祛邪除毒为意念，在门窗上插艾枝，在儿童的手腕、足腕上结“五丝”(五色线合成)。

　　建国后，此节逐渐不被重视，门窗不见艾枝，结“五丝”的儿童不多。1958年始，粽子绝迹，至80年代方有恢复。

初伏    俗语“暑伏”。是日午饭，家家吃“凉面”。即将煮熟的面条以凉开水过滤后，加入麻汁、蒜泥、黄瓜丝、芫荽末、鸡蛋卤等拌合而食，有的放入酱油和醋。

　　吃凉面象征在酷暑季节不中暑，偶有一年吃不上凉面，将是终身遗憾。

中元节  民间叫“七月十五”，实于十四日过节。此节又称鬼节，家家上坟祭祖，供飨果品。上坟时间不太集中，十三、十四、十五都有，以十四日为多。

　　晚上，向河里、湾塘里“放草芽”。其制法繁简不一。有的用面捏成灯盏放入食油，点燃后置笸罗或西瓜皮内投放水面；有的做些纸人纸马插在笸罗沿或西瓜皮上，并衬以花卉；有的用西瓜皮制成船，在灯盏旁插上纸人，起名“许仙游湖”。“草芽”各式各样，灯火映入水面，辉煌夺目。据传，此活动起于南宋。当时北方人为避金乱随宋南渡后，每至中元节即以此形式祭奠北方的亲人，逐年扩延，到北方变为“放草芽”，并千古流传。

　　建国后，“放草芽”之风逐渐泯灭，上坟祭祖之俗仍在沿袭。

中秋节    八月十五月儿圆，被视为“团圆节”，奔波在外的人力求回乡。又因正值秋收，被视为“丰收节”。节日间，不饰衣着，只求口福，家家煎炸烹炒，美餐一天。傍晚，在天地神龛上摆好供菜，敬献西瓜、月饼，全家叩拜，道谢丰收。

　　月饼是仲秋节的特具食品，友好相会，亲友互访，必不可少。据传，元代末年，每10家供养一个蒙古人，蒙古人暴横肆虐，人民深受其害。有人在每一个月饼里都放一红纸条，上书“八月十五杀鞑子”字样。群众买到月饼，纷纷议论，认为是天意，即于是日统一行动，将“鞑子”杀绝。以后月饼里的青红丝就是红纸条的象征。此传说虽无事实根据，却一直在民间流传。

十月一  此时，农事活动基本结束，富人家的长工下工回家。如下年连用，即留雇主家做些零活，工价计入下年。部分青年自愿结合，聘请老师成立冬塾。冬季庙会从此开始，家家上坟祭祖，给祖先亡灵送“纸钱”，妇女尤切。此俗至今仍在延续。

腊八日    腊月初八，家家吃以粘米合红枣煮成的“腊八糕”。住娘家的少妇必须回婆家。吃完“腊八糕”，即揭开春节的序幕。旧时私塾多于此日放“年假”，至来年元宵节后方才开学。建国后，此节不被重视，学校无放假惯例，“腊八糕”也多以大米饭或水饺代替。

辞灶    腊月二十三，是送“灶君”回天宫向玉帝述职的日子，故名“辞灶”。此日，外出行人力争回家，以免“辞”在外面。“辞灶”仪式由长辈主持，先供献糖瓜，再焚灶君像与纸马(俗称“灶马”)，然后叩首送别，并恳请“上天言好事”。即日，家家大扫除，户户吃“杂面”(杂粮合做的面条)。之后，开始“忙年”，丝糕、粘糕、花里虎、豆包、包子、馒头、蔬菜、鱼肉……一齐做好，备春节期间食用。

　　建国后，破除迷信，灶君像逐渐消失，糖瓜也无人制作。至今，大扫除、吃杂面之风仍存，焚纸辞灶者鲜见。

礼仪习俗

婚姻

　　婚配 旧时一向由父母包办。比较富裕的人家，讲究“因亲结亲”、“亲上保亲”、“门当户对”，因此，习惯订娃娃亲。女性年龄多大于男，有的竟大10岁左右。贫苦人家的男孩则很难成亲，有的以自己的女孩作对方之媳，换取对方之女孩为己方之媳，俗称“换亲”。年逾20岁迟迟无媒者，只好走买卖婚姻的道路。童养媳为当地少有，惟外地逃荒入境实难维持生活者，忍痛将幼女卖于当地穷人，稍长后再成婚。另有拐骗和贩卖人口的，从外地骗贩成年妇女，卖给四五十岁的穷苦男子强行结婚，如此成婚配者，民国时期最多。

　　旧社会讲究“缘分”，认为既成婚配，就是命里注定，必须顺天从命。女人更有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”、“活是男家人，死是男家鬼”的信条。男的虽然可以“休妻”(不要女的)，但总被认为不道德。俗云：“休前妻，害青苗，伤损!”

　　建国后，政府颁布婚姻法，婚配年龄合理，结婚离婚自由，反对父母包办，提倡婚姻自主，反对买卖婚姻。80年代，政府禁止近亲结婚，“亲上保亲”者日少一日。

　　订婚  经媒人撮合，双方家长同意，即初订婚约(口头)。然后双方将嫡亲长辈的名字写于红纸之上，互相交换，称为“换号”。“换号”之后是“换柬”，随柬帖互送礼物。此时，男方以盛筵款待媒人，订婚手续完毕。

　　建国后，首先争取本人意见，然后履行传统订婚手续。但换柬时只交换礼物(有的以钱代物)，无有“柬帖”。60年代始，订婚前交换像片，后逐步发展为见面谈心。订婚后男女互相往来，在往来中，男方对女方有较丰厚的馈赠。惟黄升以西地区，女性多不去男家，男性携带礼物去女方者也不多见。70年代，由父母包办的“娃娃亲”在西部、北部地区有所恢复，80年代较为普遍，而东部地区，“娃娃亲”仍属罕见。

　　西部、北部地区，订婚后男女双方不搞礼仪往来，东部则大事走动，孩生日、娘满月，婚丧嫁娶，“新亲家”都得首当其冲。如男方到女方去，必须给女孩“看钱”，不然，则有退婚的可能。其实，订婚不是法定手续，孩子长大后，自主退婚者不在少数，家长只得服从。

　　结婚  男方选定黄道吉日后由媒人转达女方。结婚前一二日(必须是双日)，男方送五色食物给女方(如鸡、鱼、酒、肉、蔬菜等，有的送米和面)，名曰“下礼”，又称“催妆”。与此同时，不论春夏秋冬，男方必须给女方一套上轿棉衣，若在夏日，则将棉衣置轿内做坐垫。民国时期，东部地区趋向简单，有的只送衣料，置棉絮于轿内充当棉衣。结婚前一日，男方近族的大门贴喜联，傍晚，吹鼓手在大门前奏乐，叫“响门”。晚饭后，吹鼓手伴奏，新郎到全族长辈家叩拜，叫“拜门”

　　结婚时，男方备两乘花轿，一红一绿。新郎乘红轿，鼓乐伴奏(富家更有旗锣伞扇)，由两位礼宾(叫“拿毡的”)陪同，去女方迎亲。女方长辈亲迎新郎入席，宴毕，在鼓乐声中为新郎披红戴花。同时，新娘头蒙红巾(叫“蒙头红”)，足不履地(冬天也不准穿靴)，以椅子抬入红轿，新郎换乘绿轿，吹吹打打，到男家举行婚礼。陪同新娘前往的有：男女送客各2人，压车压轿的儿童2人，赶车拉陪送、嫁妆的数人。花轿行程往返不得同路，行路人必须让路，即使达官贵族也不例外，因为结婚有“小登科”之称。花轿至男家门口落轿，新郎先进院坐椅子等候，新娘由女宾扶持，步红毡至庭院，与新郎拜天地后，揭头巾，面公婆，入洞房，喝合婚酒，吃饺子，即为“合卺”。晚上，女方送来酒菜，供喝“红酒”。“喝红酒”也叫“殃喜”、“要火烧”，小叔子和下辈人都来戏耍殃闹，有的大岁人和长辈也来凑趣，此所谓“三日无大小”。此后，女方的眷属频频来男家“送饭”、“圆饭”、“会亲家”、“随人情”、“梳头”、“填箱”、“赠手巾”，男方的亲友都来祝贺，人来客往，笑语声声，大吵大嚷，向女家长“要火烧”殃喜，如此宴宾三日方告礼成。新娘于是日回娘家，一般在娘家住两日再回婆家，叫“回六”。如女方属第二次结婚，即大为从简，一不用花轿，二不用迎亲，只以马车迎接，叫“拉回头”。

　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实施后，都依法到政府领取结婚证书，但在农村仍需举行上述结婚仪式，只是改乘轿为骑马、骑(坐)自行车，近年又改为坐拖拉机、汽车。其他形式也大为从简，“蒙头红”自行取消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不准贺喜，不准设宴，不准吹打，尔后恢复旧习，而且设宴益盛。

　　70年代后期始，结婚前，男方必须备好家具，有的男方出钱女方购置。80年代逐步升级，由橱柜到沙发、缝纫机，又到家用电器，男方耗资由一千元到数千元。黄升以西地区情况有所不同，结婚前，女方备大量“陪送”，一般价值一二千元，多者5000元以上。

　　冥婚  俗称“找阴亲”。旧时，未成婚的男女，死后都要找一死配偶。否则，谓之“孤坟”，认为对家庭不利。“娶阴亲”的特点是先喜后悲，首先模仿活人的结婚仪式(从简)结婚，然后举行丧事(从简)，将二人合葬一墓。建国后，此俗被禁止，但在农村至今尚未彻底消失。

丧葬

　　旧时为老者治丧有“穷不可富葬，富不可穷埋”之说。富者厚棺砖坟，贫者薄棺土墓。老人死后，一般居丧2～3天。人一死，晚辈登高“叫魂”，借把死人唤醒之意，通告本族及乡里。家人给死者换好衣服后，立即从炕上抬至临时支起的尸床上，叫“行到冷床上”，接着，孝子着孝衣到庙上(毁庙后到庙址或十字路口)烧“倒头纸”，也叫“告庙”。入殓后，在室外结庐停柩，接受乡里亲友吊唁。晚上，孝子着孝衣，戴孝帽，穿白鞋，手拖“哀杖”(哭丧棒)，到庙上祭奠祈祷，叫“上庙”。第二天晚上烧纸糊车马和摇钱树，死者的长子登椅“指路”，亲属的晚辈前来辞灵。第三天出殡。亲友到齐后，给孝子“搭孝”。男孝子右肩斜披白布(由岳父家派人执行)，女孝子头上白布裹尖(闺女由婆家派人，媳妇由娘家派人执行)，订婚未结婚的男女孝子均由岳父家或婆家搭花孝，不分男女，一律将青蓝布披于肩上。请灵时，由死者长子或承重孙摔丧驾灵，找一前来吊唁的亲人拜“顶灵祭”，然后由乡里族众抬往墓地。途中有亲友作“路祭”一至十几个不等，至墓地有至亲作“座祭”，富国以东女人死后娘家人拜墓祭。如有的至亲至友按礼应拜祭而丧主未点，则大为不快。拜祭有一定的格式，大体是请神、安神、上香、奠酒、拱揖、叩首。但花样很多，如果稍有差错，即被人耻笑。较流行的祭有“一担挑”、“三六九”、“十三太保”、“凤凰单展翅”、“凤凰双展翅”、“二十四拜”等，以“一担挑”、“三六九”最简单，也最普及。有的穷人无钱出殡，即当日埋葬，丧事大为从简。富豪之家则多居丧7日，仿宫室格局，搭灵棚，挂挽幛，请宾相赞礼，广发讣告，收取赙仪，宴请亲友，奏哀乐，鸣炮举哀，并请社会贤达“点主”、“辞土”，称“辞点丧局”。不论什么丧局，葬后每7日到坟前祭奠一次。直到“尽七”(70天)为止。子、媳素服白鞋，饬服3年，女2年，深居简出，以示居哀。侄、孙服期仅1年。

　　建国后，“辞点丧局”和砖坟绝迹，服期自动缩短，一般子、女不超1年，侄、孙不过半年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不让穿白衣戴孝帽，不让用棺材，过后立即复旧。70年代提倡火葬，但丧葬仪式不变。由于习惯势力根深蒂固，“火葬”至今未被全部接受。

庆贺

　　贺寿诞  俗语云：“活盼生日，死盼忌日”。自古“做生日”最为普及。但重视程度有异。一般说来，西部比东部重视，大家庭比小家庭重视。旧时，年过花甲的长辈方能接受亲友祝贺。与贺者主要以“寿桃”、“龙须面”为礼品，宴请亲友必须有面条，称“寿面”。家庭情况不同，贺寿形式不一。社会上层人士或富家老人寿诞，除亲属外，尚有许多宾朋乡里登门祝贺，携厚礼，送寿幛，献寿联，阿谀奉承，捧场增光。接受祝贺者，除设筵款待外，有的唱大戏进行炫耀。穷人家寿诞之日却默默无声，除自己的子女送点包子、馒头、面条、油条外，再无其他宾朋。解放后，无声势较大的祝寿活动，但却较前普及。一般老人寿诞，子女及亲近亲属都备礼祝贺。

　　不分年龄大小，做生日均忌喝粥，老人生日，晚辈百依百顺，晚辈生日，长辈不打不骂。近年来，贺寿诞送“寿桃”、“寿面”的较少，赠生日蛋糕者普及。

　　贺生子  婴儿出生，不分男女，一律称为“添喜”，本族及乡里凡素有礼仪往来者，都送礼祝贺。大多送鸡蛋、红糖、油条、面条、馒头等。婴儿的外婆、舅母、姨母、姑母分别在三日、六日、九日、十二日前来看望祝贺。最隆重的是“十二日”，旧社会，比较富裕的家庭生了男孩，即设宴通知亲朋前来祝贺，叫“做十二日”。如果是老年得子或大户生第一个男孩，更是大事庆贺，亲友、乡里送“小红包”、“长命锁”，主家则大摆筵席，有的唱戏3天。西部地区有幼儿一百天“做百岁”的，气氛胜于“十二日”。

　　实行计划生育以后，不分穷富，无论生男生女，都“做十二日”，庆贺更盛于前。

　　贺建房及迁居  农村建房，乡里以助工代替庆贺。60年代至70年代，盖房由生产队拨工，邻里即送酒、送烟，以示祝贺。新房落成或购置新房迁入新居时，邻里亲友具礼庆贺，称“温锅”，主家也备酒答谢。

　　贺前程  明清时期，如有考取生员、举人、进士者，亲朋必来祝贺，贺光宗耀祖，贺前程似锦。主家设盛宴答谢。废科举以后，贺前程之风消失。直到80年代，似有恢复，凡参军入伍和考取中专、大学者，都有乡里、亲朋祝贺，只是形式简单，不设宴答谢。

信仰习俗

占卜

　　居民自古相信命运八字。婴儿出生，即请“算命先生”算命。算命先生连唱带说，念念有词，深得农民相信，妇女尤甚。男女订婚、结婚，因事出门，都要占卜问卦。占卜最普遍的方式是“抽帖”。问卜人将图文并有的帖子随意抽拿，抽出后递给“先生”(多盲人)，先生摸好暗记，按早写好的文字唱读。此占卜方式简便易行，极为普及。另有“六爻八卦”和用铜钱打卦者，皆识字的明眼人所为，群众甚为尊敬，遇有不详和不解之难，大都登门问卦，世人多受其迷。赶集的有“相面先生”，观察“五官”论过去与将来之祸福，串乡的有“风水先生”，给盖房和修坟者选择吉地，居民多予信赖。此外，结婚、出殡，都要查看历书，选择良辰吉日(叫“看日子”)。

　　建国后，破除迷信，算命、算卦、相面、看风水者大为减少，暗地求卦问卜者时有活动。看日子仍被多数人重视。

求神

　　境内多天灾人祸，居民灾难重重，历代不能摆脱，即以求神做为精神寄托。遇有疾病，则到庙上烧香摆供，祈求神灵保佑，并带回香灰以水冲服。病愈者说神灵，病死者认命短。不管有什么灾难，都到庙上讨签问卜，甚至儿媳不生子，也祈求神灵恩赐。有些神婆、巫医，谎称神灵附体，假治病以谋财害人者并不罕见。天旱不雨，求神活动更盛。诸多村庄联合，祈雨许愿。有的联合几十个村庄，聚众数千人，抬神象和扛大旗者在前，其余随后，头戴柳编凉帽，光臂赤足，锣鼓喧天，捧香串村游行。各村老人妇女，备茶备瓜，叩拜迎接。进村后，满街泼水，捧香伴送。如此日复一日，天天游行，直至天下大雨为止。有时祈雨“成功”，深感神恩，日后有的唱大戏，有的修庙，名曰“还愿”。逢大旱之年，祈雨40余天，滴雨不下，则说：“神未在家，本地命该如此”。遇有河水上涨，堤坝有决口之险，即奉供焚香烧纸，拜祈河神保佑。

　　解放后，拆毁庙宇，拉倒神像，挑河治水，培养医生，求神活动大大减少。但群众对神的信仰犹存。遇疑难即求神者时有出现。70年代始，秘密求神者有增无减，神婆、巫医至今尚未绝迹。

祭祀

　　上坟祭祖，慎终追远，被视为传统美德，除春节、清明、中元节、十月一及丧后按“七”上坟祭祖外，每逢死者的逝世纪念日(叫“忌日”)，都到坟上奉供烧纸。清朝时期，凡中功名者必须隆重祭祖。此外，结婚、外出、外归，也到坟上祭祖。60年代后，祭祀活动虽仍继续，但仪式从简，重视不如以前。

禁忌

　　1、女子结婚后，忌在娘家过春节、五码日(正月初五)、元宵节、填仓日、二月二、三月三、清明节、端午节、六月六、七月七、中元节、中秋节、腊八日、辞灶。

　　2、妇女不得在娘家分娩。

　　3、女子结婚选女送客和嫁娘忌用孕妇、“回头”和寡妇。

　　4、从春节到元宵节不得空锅。

　　5、走亲访友、看望病人忌初一、十五，下午不探望病人。

　　6、商店忌说“关门”，晚上关门叫“靠门”。

　　7、造房木材忌用桑木(“桑”谐音“丧”)、槐木(“槐”谐音“坏”)。

　　8、为人贺喜忌穿白鞋，忌扎白腿带或白腰带。父母死后，一月之内不能为人贺喜。

　　9、渔民或船户忌说“翻过来”，称“滑过来”。

　　10、忌说“吃醋”，叫“用忌讳”。

　　11、春节下饺子忌说“破哩”，叫“挣哩”。

　　12、到茶馆打水忌说“白开”，叫“白水”。

　　13、肩挑小贩忌迈扁担(因“迈”谐音“卖”)。

　　14、借用水桶送还主人时，不得担空桶入门，应一手提空桶，一手拿扁担，或挑担水送去。

　　15、借用熬中草药的铫子，送还时须押上点食品。有的地区不准送还，等用者来取。

　　16、给客人倒茶、斟酒，壶嘴不能朝向客人。

　　17、向陌生人问路，不得尊称“大哥”。

　　18、进行交易忌说“买相应”。

　　19、中年人忌说41岁，百岁老人忌说“百岁”。

　　20、兄与娣忌诙谐，忌以别人的姐妹为笑料。

　　21、结婚忌遇出殡。

　　22、吃饭忌面向人背，忌背朝锅台、饭桌。

　　23、有舅父在世，忌正月剃头。

　　24、正月初一不得挑水。

民间艺术